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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之三】不经意得之的偶然??读沈公著作有感
王旭坤

 

                  不经意得之的偶然——读沈公著作有感                 
 
 王旭坤
一个星期前从同事高山手中偶然得的陈原的《总编辑断想》,言简意深,揣读了三遍。周末逛第三波书店,偶然碰到沈昌文在上海书店新出的两本书:《书商旧梦》和《最后的晚餐》,即刻购下。文中转引维特根施坦的《逻辑哲学论》中最后一句:一个人对于不能说的事情就应当沉默。我辈无缘接触陈老、沈公,此文仅从文字解读。成文于颠簸的车上,不知道能否体悟到真义,反正旅途的路也很无聊,不如用文字来解脱。
 
 
早上起来,用半日翻完了沈昌文的《书商旧梦》,还有一本《最后的晚餐》放在手边。今天恰好谷雨,阴雨绵绵,窝在书房温暖的气息中,不知不觉一页又一页。看到散落书中那些文字,时而微笑,时而又深深的叹息。
沈公是出版界的前辈大家,主持三联,主编《读书》,在 “陈伯翰、陈原”两位大佬出版人身边共事五十余年。那“面上怕事、实又好事的矛盾平衡”,那种“执行的谨慎与用心”,那种“不懈求学、不断求教的坚韧”,深为之折服,行文中特别显出一种诚实,谦虚和冷静,更是我所钦佩向往的品质。
出版自古有之,自有字有纸,有家族有印刷,近而有贸易,设官府,再企业集团化资本经营,步步推进。编辑和策划是新近的词,但是不仅从字意释,应是自有出版,即有编辑与策划,大小而已,深浅不同,专兼与否。内心仍坚信,最核心仍然是产品(书),书中真义;最终端的仍是人,人的追求。真正的策划应该是走向出版家、出版文化的策划。沈公讲,策划编辑以文会友,有人专注于“文”,自己学问做的精深,但一味往纵深处去,却不涉猎别家天地;有人乐于“会友”,却仅限于见面吃喝,胡侃漫谈,而无话题可纵深。所谓这两点,均是因为编辑自身所缺失的技能,一个是亲近人脉,一个是博闻强记。想来惭愧,我们还相距太远了。
做出版这种扒拉灵魂,贩卖运送的工作。它得有料,即所谓选题来源,一个是“大手笔大眼界的策划”,还有一个是“不经意得之的偶然”。沈公文中没有如此总结,是我从全书中提炼出来的。前者是强大出版力量占用的各种资源(包括作者译者人脉)所应该承担的,还得由灵魂人物大魄力的推动,如汉译名著、万有文库。后一个偶然,是相信写作者本人的聪明才智,他(她)总会选择自己想写能写并且善写的东西,而你我碰到,也确是有机缘巧合的成分。
有了料,下料做书。出版社求一个什么?编辑仅为别人做嫁衣裳?
为了码洋,还是文化?这不应是一个问题,都有,都要。但是它一次次成为问题,是因为我们需要太多现实个案的选择,也需要整体的方向选择。这问题本身就表达出一种信息,活下去,并活的更好。为了这个“利”字,为了这个“追求”,你我见面,彼此先诉了好多苦,也明知脱不了其苦,必受其苦。许国璋在凌晨五六点打电话给沈公,劈头就是一句:昌文,我干了这么多年了,深深体会到,没钱是干不成文化事业的。这句话,让沈公记了如许年。看到此,我在书外,深深的叹息,然后深深的点头。你我一睁眼,一开办公室的门,或者大笔一挥,油门一加,成本就开始计算了,没有钱,怎么行呢?经济是一切的基础,《资本论》说的多清楚啊。又诸如沈公在“三亚文化”一文中讲到的“亚健康”、“亚文化”、“亚干部”,所谓“亚文化”,最聪明的老年文化便是假装糊涂,所谓“亚干部”,说到底仍是体制下党管的干部。“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这种种,都要你“带着镣铐跳舞”。
文化产业,首先得活下去,然后还得有追求。出版是作图书的灵魂,也是人的灵魂的再现。它是为了传播文化或者拯救孤独。只有在心中有了一定的定力之后,我们才能紧握 “双刃”、看到“利弊”,自愿“选择”。
我们的灵魂在喧闹的尘嚣中静不下去了,而又必须沉静下来,脉脉无语间,大爱方不爱;此中有真义,自是不能语。沈公书中有篇文章名为:出于不爱的爱,出于爱的不爱。我看的懂。
如同书中提到,最近一个世纪,出现的最糟糕的现象就是,就是用一些主编者、编译者、著者等新名字把原本神圣的作者的姓名掩盖起来,这是多么浪费和荒谬的现象。还有更有意思的比拟,吕叔湘给沈公的信中的一句:我们被书压倒了,憋死了,埋葬了。萨福的书很好,是玫瑰花,但是如果到处都是玫瑰花和玫瑰花的变种,那么我们也会被熏晕的。为了活下去或让别人活下去,我们也在自知状态下作了不少这样的事。作为读者的你,选书的时候,也得有眼光,所以原著的生命力最强。
为什么现在的书越来越多?疑惑多到“无书可读”的境地?大家都在责问,出版社不能少出点么?
不知其他出版领域的情况,从专业出版而言,作者一方希望名利双收,甚至自己掏钱也求一个盛名或职称,书不再视为一种神圣物而“敬惜字纸”,人不会毕其一生之力以“立言不朽”。同事老董年初的时候总在叨叨,没有作者不认为自己的书不好的。他现在离开出版社去当了杂志总编。我理解他,也同样理解作者,他们和我们一样,有活下去和活得更好的压力。还有单位,还有基金会,还有项目组,不是链条上的一个环所能做的决定,所能扭转的方向。而出版机构一方,首先做为一个实体存在,它也不可能控制自己追求利益最大化(亦是名利)的冲动。实际上,除非书号和资金所限,如果有胃口吃,它希望一切优质资源都是自己的。鸡同鸭讲,说这年我们就出这么多或者说这本书太差咱都别出,那不是瞎掰么?只要利润单独核算就不可能。作者也不太可能被这个出版社拒了就不出了,他会换另外一家谈。
但是,我们仍要有一种文化追求,让要有一种精雕细琢的诚恳,没有人会长久的相信空口诺言,信口雌黄,也没有机构能不常常擦拭它的金字招牌可永葆闪亮。
止庵说: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无可非议;什么书好读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此话有理,然而理都是有条件,有前提的。出书和读书的目的性,因主体而异,因时因势而异。这是一个买方和卖方都很多的市场经济社会,出版整个行业看似垄断,其实内部是各个独立的,作者、出版社、读者都有相应的议价能力和谈判地位。这还是一个资本时代(资本带来更多的资本,你有的给你更多,你没有的全部都拿走),一个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时代(科技让信息共享,所以信息爆炸了,版权交易日盛,渠道中端愈多,数字传媒趋势一日千里)。
我们来到了“第四个商”的时代,错过了那个号称“出版黄金期”的十年。
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机会,我们并不沮丧。
出版界有个由来已久的说法:作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进入新时代,新近又加了一个“读者亦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做一个不甚文雅的解读,作者是母,读者是父。母亲孕育出作品,父亲挣钱养家。出版社挑选出有潜力的好孩子,说服别人把孩子托付给我们,还得找到人家养活他。社会和自然之间是如许的接近,智慧和智慧是如此触类旁通,不由让我又想起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眼光和修为,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境界,现实中可能行不得几步,但是我们追求的境界不由我们固步自封,噤若寒蝉。行得了几步行几步吧。这眼光和修为还受制于我们的技能,看不看得到这样的作者,这样的作品,能不能和他们对的上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爱护那些淘气的孩子”,还有“偏才的孩子”。这孩子指作者,也指编辑,他们可能会打碎一些东西,但更珍贵的价值在于打破一些东西,从而倡导出一些新气象。
只有学校文库、职称作品和博士论文的学术出版是不能想象的,只有投稿没有约稿和策划的专业出版是不能想象的,只有“当今”而没有“怀旧”和“创新”的出版更是不能想象的,只满足于做一个工匠而不是做一个出版,只做一个技术而不是文化的出版社是二流的出版社。时间总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流动过程,过去和将来都要纳入考虑。历史的切肤之痛还在,饥饿的感觉还在,但是,像邹韬奋、王云五、张元济、陈原等老出版人,只要有一口饱饭吃就想着有朝一日气壮山河。
流动的血液中不断有新的年轻人加入尤为可贵,有老而弥坚的灵魂尤为可贵。如沈公回忆许先生一文中明白提出,重视知识人的批判精神,也就是说要重视知识人的勇气。而出版工匠(编辑),做到出版者近而是出版家的份上,“接受这样的思想,必然要付诸于出版行动”,也就更需要前辈的提携和保护,还有经验的提醒。出版的本质是文化,出版因为文化而存,视记录、积累、传播和推动为使命。我们做当下的事,为了自己生存,也为着将来奠基,至于将来,或者后来者继续作下去,或者别人踏着我们倒下的尸体前进。
和友人聊天,她们总说你们这个行业很有前途,我说:是,但不言下文。作为一个个体,被命运选择到这里。我很庆幸,在陷入困惑的时候,我还能读书,不经意的偶然,看到并读完了沈公的这两本书,这些文字,与相隔几十年后的行业新人正面相遇,让我心有戚戚然,而某些想法与前辈大家一致,总觉得欣慰甚至欣喜。五年后,我心中对这出版已然产生了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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