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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之二】走过翻译和引进的那个出版时代?
王旭坤

 

走过翻译和引进的那个出版时代?               王旭坤[1]
应该怎样形容我们这些年的学术出版现状?不可不提的几个词语应该就是:翻译、引进、断层、反思……我现在经常冒出种念头,就是我们有太长时间的以引进和翻译为主流的出版时代了,比如在看国外尤其是英美法治时往往有一种不自觉的仰视。
新的春天又来了。将会走过翻译和引进的那个出版时代么?
回顾历史,先是经历1949年建国的天翻地覆,由一种政治选择进入到另一种政治选择;马上是“三反五反”、“十年文革”的疯狂无序,出版禁区颇多,政治宗旨如影随形。对法律制度而言,是必然要变迁的,这既是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选择,也是历史人物对于政治构架的选择。如“南东吴北朝阳”等大批打上西方法治烙印、在国民政府任职的老一辈法学家在政治风潮中沉寂、老去。这些年,在整理出版“东吴法学先贤文丛”的时候,常常有一种“英雄不识”的慨叹。进入改革开放,最初面临的是无书可读的境地。之前许多引进翻译的学术书,是以“灰皮书”、“黄皮书”等形式出版,扉页上印有“资产阶级读物,以供学习批判”。2006年我在责编《倪征日奥法学文集》一书时,因要一一核对原稿,曾有幸在倪乃先老师家看到过。
八十年代开始,“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新风向在出版界也有反应。改革的最初动力,在经济道路选择、恢复法制建设和学术思想研究上,既是来自于对“十年浩劫”的感性反抗。而当时西方的物质富裕和民主制度,对中国的知识界亦是一种巨大的吸引。1979年《读书》创刊,1982年“汉译经典学术名著”第一辑五十种出版,1984年往后译著进入最繁荣的“文化热”时期:“走向未来丛书”(金观涛、包遵信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甘阳等主编)、“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现代社会与人民著译丛”(陈维政主编)、“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甘阳主编,奠定此后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西学基本格局)、“新知文库”(甘阳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海外汉学丛书”(王元化主编)等,1988年全国引发“全盘西化”的大讨论。90年代往后,经济和法律日渐成为显学,“外国法律文库”(江平主编),“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社会与思想丛书”、“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刘小枫主编)、“宪政译丛”(梁治平、贺卫方主编)出版;国学日渐引人注目,“国学大师丛书”、“学术史丛书”(陈平原主编)、“社会与思想丛书”(甘阳主编)、还有薛德震主编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何得梦主编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在1996年集中出现,1997年自由派和新左派争论开始热化。1998年以来改革因政治契机加速,自由、现代化、秩序、法治、反思、传统等字眼在学术和出版领域频繁出现,如2000年新世纪“经典与解释”丛刊。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水,发生过“大学改革和大学自治”的讨论。2003年到2008年这五年,市场经济基本确立,各项立法大量出台,利益格局持续调整,出版界有什么大事?回顾这三十年之路(参见雷思温:二十年学界大事记),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大批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翻译规划,这时代背景下“重获新生”或者“应运而生”,它们在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人的解放、了解市场经济运作、学习西方民主政治、介绍学科理论谱系等方面影响深远。可以说,这种翻译和引进是符合历史趋势的,是当年出版人的贡献。
这一以翻译引进为主流的学术出版模式,一做就是二十余年。现在,中国出版集团的“中国文库”、旗下商务的新译丛项目良多、辽宁出版集团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凤凰出版集团的“凤凰文库”亦有大志向。在翻译引进之外,还有诸多的中国问题版本。除此之外,作为“主要盈利贡献点”的概念型教科书、大量研究“三级目录问题”的博士论文、各单位海量的“项目式报告”。种种相加,选题广泛,就这么做下去,出版业永远有春天。
可是,我还是会在脑海里翻来覆去的想,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倚重翻译引进的时代是不是应该过去了?我愿意相信,走出翻译引进时代应该不会太远。基于如下几个判断:1、已经做了几十年这样的工作,许多知识界的经典和精华已经翻译引进,再做也只是重新翻译或者重新规划装帧;2、中国知识界对于自己特质的认识和自信心在逐渐加强,固然有“后发优势”带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为支撑,但是其他政治人文各个领域也确有进步;3、年青一代的学者正在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带着西方知识谱系(如法治理论)的烙印,同时又有自我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这必然要求他们关注周遭世界,关注自身国家。
在编辑一些法学译著时,许多国外案例的翻译看起来特别令人费解,这不单纯是作者的英文水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彼此法律文化和法律语言的不同,看的懂但很难译;甚至骨子里还有一个片面臣服原著的问题,我们总在用着自己的脑袋去理解别人的社会。近年来,更多的影印本甚至直接外版书进出口开始出现。我们的图书版权贸易一直是逆差,文化输出是经济强国和政治强国所为,很难追求绝对平衡。2007年,法律出版社学术出版分社内部做了一个针对学生读者“图书选择”调查,结果显示:首选翻译引进的国外经典著作占“36.8%”,次选国内知名学者的专著占“36.8%”,更有甚者坦言:非国外的书不读。不知道什么原因?
针对抽象是无法辩论的,只可以讨论,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说清楚都很困难的问题,何况学说本身就是允许多元才精彩。针对具体则是可以辩论的,比如具体的人,具体的项目的讨论。不论引进国外经典或前锐著作,抑或本土关于中国问题的原创,“否定一切和肯定一切”的评价态度,本能的让人觉得精神上的痛苦。在学术出版的圈子里沁的时间久了,把学术的判断标准归结成“知识的体系性”和“逻辑的彻底性”,标杆高了,能入围者就少。作为出版者,固然无法“曲高和寡”,因为你必须视一个人、一项研究“有发展变化的过程”,还有其他的考量。但是,我想,作为出版者,还是可能看到并促成某种趋势的。
法学圈内和圈外曾有人评价:法学是幼稚学科。在看完《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后,作为法学出身的人,我以为:经济学有自己理论,它能清楚的说明问题、解决问题,很少把难题推给其他学科。供给和需求是其最大的模型和工具,由十大原理开始,十句话简单明确,但是却推出更复杂的不一致,比如菲利普斯曲线、比如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还有许多假设与预期,更多的名义与真实,关于通货膨胀率,关于利率和汇率,关于边际成本变动等。经济学之所以美妙,一定程度上它和数学和哲学都相通,而数学通神,哲学总是矛盾的。没有纯粹的真理,只有不同学说,学说和学说的不同,在于立场区别和假设条件的扩大。而法学,规则是我们的武器,权利义务分析是我们的模型。中国法学有些研究是苍白而弱势的,我亦赞同,因为它必须建立在价值和规则之上,规则之上的价值可能是不统一甚至是矛盾的。法学的许多理论基础原本来源于政治学,还有哲学、历史,从自由竞争阶段走向垄断阶段后,亦与经济学相互借鉴,学术更多的打破藩篱,互相跨界。
回顾历史,对富强的焦虑,对文明的焦虑,它造就了一代学人。焦虑背后实为责任。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举国之力,盛大、圆满。它的价值不仅是奖牌榜上的体育强国,亦是于世界舞台上的一次华丽亮相。2009年第一季度,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中国的经济指标表现良好,连续三月跃居全球汽车销售第一大市场,工行市值荣升全球第一大银行等等,有不少的人在讨论中国的新崛起。
在出版传媒领域,2008年9月1日,因奥运会在天津异地举办了第十五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009年1月8日,在北京举办了2009年图书订货会,1992个参展展位创历史之最。2009年4月24-25在济南举办2009年全国书市。慢慢逛来,社科类仍是满目的引进书、翻译书。学术也有圈子,亦又不同进路。我不知道,这些年在我脑海里不断冒出来的“走过翻译和引进的时代”,是一种短暂狂热的自信,还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偶尔也迷茫的陷在这展会无数的图书中。只是内心还有那么一种深信,那么一种希望。[2]


[1] 作者现供职于法律出版社。此文发表于《出版广角》2009年12月刊。
[2]文章初稿完成之时,在第9期《读书》上看到冯象的文章《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特引用文中的两段,供读者揣度。近年来有一个显著的进步,就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加盟法学,受到年轻一代精英学者的欢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进路,相对于教科书“概念法学”有个明显的优势;便于国际交流,提出有学术意义的问题,立足学术前沿。更重要的是,从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而非法条术语或立法者的意愿)出发,选题研究,可以展开对法治话语各个侧面的批判,既推动改革,又提升学术。……有鉴于此,中国法学,至少其前沿精英,就应当在拒绝学术腐败的同时,培育强烈的政治意识,关注民族利益,敢于担当历史责任。像王(元化)先生一样,把理论探讨的出发点放在中国的现实,而非任何“国际规范”或“普世价值”。如此,法学才能够触及历史真相,即上升为史学而承载民族精神,加入一个伟大的学术传统。
走出翻译和引进的那个出版时代?               王旭坤[1]
应该怎样形容我们这些年的学术出版现状?不可不提的几个词语应该就是:翻译、引进、断层、反思……我现在经常冒出种念头,就是我们有太长时间的以引进和翻译为主流的出版时代了,比如在看国外尤其是英美法治时往往有一种不自觉的仰视。
新的春天又来了。将会走过翻译和引进的那个出版时代么?
回顾历史,先是经历1949年建国的天翻地覆,由一种政治选择进入到另一种政治选择;马上是“三反五反”、“十年文革”的疯狂无序,出版禁区颇多,政治宗旨如影随形。对法律制度而言,是必然要变迁的,这既是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选择,也是历史人物对于政治构架的选择。如“南东吴北朝阳”等大批打上西方法治烙印、在国民政府任职的老一辈法学家在政治风潮中沉寂、老去。这些年,在整理出版“东吴法学先贤文丛”的时候,常常有一种“英雄不识”的慨叹。进入改革开放,最初面临的是无书可读的境地。之前许多引进翻译的学术书,是以“灰皮书”、“黄皮书”等形式出版,扉页上印有“资产阶级读物,以供学习批判”。2006年我在责编《倪征日奥法学文集》一书时,因要一一核对原稿,曾有幸在倪乃先老师家看到过。
八十年代开始,“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新风向在出版界也有反应。改革的最初动力,在经济道路选择、恢复法制建设和学术思想研究上,既是来自于对“十年浩劫”的感性反抗。而当时西方的物质富裕和民主制度,对中国的知识界亦是一种巨大的吸引。1979年《读书》创刊,1982年“汉译经典学术名著”第一辑五十种出版,1984年往后译著进入最繁荣的“文化热”时期:“走向未来丛书”(金观涛、包遵信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甘阳等主编)、“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现代社会与人民著译丛”(陈维政主编)、“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甘阳主编,奠定此后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西学基本格局)、“新知文库”(甘阳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海外汉学丛书”(王元化主编)等,1988年全国引发“全盘西化”的大讨论。90年代往后,经济和法律日渐成为显学,“外国法律文库”(江平主编),“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社会与思想丛书”、“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刘小枫主编)、“宪政译丛”(梁治平、贺卫方主编)出版;国学日渐引人注目,“国学大师丛书”、“学术史丛书”(陈平原主编)、“社会与思想丛书”(甘阳主编)、还有薛德震主编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何得梦主编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在1996年集中出现,1997年自由派和新左派争论开始热化。1998年以来改革因政治契机加速,自由、现代化、秩序、法治、反思、传统等字眼在学术和出版领域频繁出现,如2000年新世纪“经典与解释”丛刊。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水,发生过“大学改革和大学自治”的讨论。2003年到2008年这五年,市场经济基本确立,各项立法大量出台,利益格局持续调整,出版界有什么大事?回顾这三十年之路(参见雷思温:二十年学界大事记),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大批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翻译规划,这时代背景下“重获新生”或者“应运而生”,它们在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人的解放、了解市场经济运作、学习西方民主政治、介绍学科理论谱系等方面影响深远。可以说,这种翻译和引进是符合历史趋势的,是当年出版人的贡献。
这一以翻译引进为主流的学术出版模式,一做就是二十余年。现在,中国出版集团的“中国文库”、旗下商务的新译丛项目良多、辽宁出版集团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凤凰出版集团的“凤凰文库”亦有大志向。在翻译引进之外,还有诸多的中国问题版本。除此之外,作为“主要盈利贡献点”的概念型教科书、大量研究“三级目录问题”的博士论文、各单位海量的“项目式报告”。种种相加,选题广泛,就这么做下去,出版业永远有春天。
可是,我还是会在脑海里翻来覆去的想,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倚重翻译引进的时代是不是应该过去了?我愿意相信,走出翻译引进时代应该不会太远。基于如下几个判断:1、已经做了几十年这样的工作,许多知识界的经典和精华已经翻译引进,再做也只是重新翻译或者重新规划装帧;2、中国知识界对于自己特质的认识和自信心在逐渐加强,固然有“后发优势”带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为支撑,但是其他政治人文各个领域也确有进步;3、年青一代的学者正在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带着西方知识谱系(如法治理论)的烙印,同时又有自我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这必然要求他们关注周遭世界,关注自身国家。
在编辑一些法学译著时,许多国外案例的翻译看起来特别令人费解,这不单纯是作者的英文水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彼此法律文化和法律语言的不同,看的懂但很难译;甚至骨子里还有一个片面臣服原著的问题,我们总在用着自己的脑袋去理解别人的社会。近年来,更多的影印本甚至直接外版书进出口开始出现。我们的图书版权贸易一直是逆差,文化输出是经济强国和政治强国所为,很难追求绝对平衡。2007年,法律出版社学术出版分社内部做了一个针对学生读者“图书选择”调查,结果显示:首选翻译引进的国外经典著作占“36.8%”,次选国内知名学者的专著占“36.8%”,更有甚者坦言:非国外的书不读。不知道什么原因?
针对抽象是无法辩论的,只可以讨论,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说清楚都很困难的问题,何况学说本身就是允许多元才精彩。针对具体则是可以辩论的,比如具体的人,具体的项目的讨论。不论引进国外经典或前锐著作,抑或本土关于中国问题的原创,“否定一切和肯定一切”的评价态度,本能的让人觉得精神上的痛苦。在学术出版的圈子里沁的时间久了,把学术的判断标准归结成“知识的体系性”和“逻辑的彻底性”,标杆高了,能入围者就少。作为出版者,固然无法“曲高和寡”,因为你必须视一个人、一项研究“有发展变化的过程”,还有其他的考量。但是,我想,作为出版者,还是可能看到并促成某种趋势的。
法学圈内和圈外曾有人评价:法学是幼稚学科。在看完《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后,作为法学出身的人,我以为:经济学有自己理论,它能清楚的说明问题、解决问题,很少把难题推给其他学科。供给和需求是其最大的模型和工具,由十大原理开始,十句话简单明确,但是却推出更复杂的不一致,比如菲利普斯曲线、比如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还有许多假设与预期,更多的名义与真实,关于通货膨胀率,关于利率和汇率,关于边际成本变动等。经济学之所以美妙,一定程度上它和数学和哲学都相通,而数学通神,哲学总是矛盾的。没有纯粹的真理,只有不同学说,学说和学说的不同,在于立场区别和假设条件的扩大。而法学,规则是我们的武器,权利义务分析是我们的模型。中国法学有些研究是苍白而弱势的,我亦赞同,因为它必须建立在价值和规则之上,规则之上的价值可能是不统一甚至是矛盾的。法学的许多理论基础原本来源于政治学,还有哲学、历史,从自由竞争阶段走向垄断阶段后,亦与经济学相互借鉴,学术更多的打破藩篱,互相跨界。
回顾历史,对富强的焦虑,对文明的焦虑,它造就了一代学人。焦虑背后实为责任。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举国之力,盛大、圆满。它的价值不仅是奖牌榜上的体育强国,亦是于世界舞台上的一次华丽亮相。2009年第一季度,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中国的经济指标表现良好,连续三月跃居全球汽车销售第一大市场,工行市值荣升全球第一大银行等等,有不少的人在讨论中国的新崛起。
在出版传媒领域,2008年9月1日,因奥运会在天津异地举办了第十五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009年1月8日,在北京举办了2009年图书订货会,1992个参展展位创历史之最。2009年4月24-25在济南举办2009年全国书市。慢慢逛来,社科类仍是满目的引进书、翻译书。学术也有圈子,亦又不同进路。我不知道,这些年在我脑海里不断冒出来的“走过翻译和引进的时代”,是一种短暂狂热的自信,还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偶尔也迷茫的陷在这展会无数的图书中。只是内心还有那么一种深信,那么一种希望。[2]


[1] 作者现供职于法律出版社。
[2]文章初稿完成之时,在第9期《读书》上看到冯象的文章《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特引用文中的两段,供读者揣度。近年来有一个显著的进步,就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加盟法学,受到年轻一代精英学者的欢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进路,相对于教科书“概念法学”有个明显的优势;便于国际交流,提出有学术意义的问题,立足学术前沿。更重要的是,从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而非法条术语或立法者的意愿)出发,选题研究,可以展开对法治话语各个侧面的批判,既推动改革,又提升学术。……有鉴于此,中国法学,至少其前沿精英,就应当在拒绝学术腐败的同时,培育强烈的政治意识,关注民族利益,敢于担当历史责任。像王(元化)先生一样,把理论探讨的出发点放在中国的现实,而非任何“国际规范”或“普世价值”。如此,法学才能够触及历史真相,即上升为史学而承载民族精神,加入一个伟大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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