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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出版社在改革中发展

一、法律社的历史(沿革与职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在此之前,1949年3月31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事件,董必武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致令:废除“六法全书”。“兹决定,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以及一切反动法律,各级人民政府的司法审判不得再援引其条文。”
  这一事件所昭示的含义是:在废除以国民党六法全书为标志的旧中国的法律体系之后,新中国法律制度在建国初期实际上面临重新构造和重新建设。
  建国初期,法律的重建与构造主要机关是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政务院董必武任主任,张奚若、罗瑞卿、彭真等任副主任,陶希晋任秘书长。 由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导之下三个机构的成立具有鲜明的“重构”意义。 1951年7月20日,政务院第94次政务会议批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建校方案,成立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彭真为首任校长,张奚若、谢觉哉、史良、陶希晋为副校长,成为新中国培训政法干部的摇篮。1953年4月负责政法法律研究的机构成立,时称: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董必武任会长,谢觉哉、沈钧儒等任副会长; 1954年12月24日,在董必武同志亲自倡导策划之下,法律出版社成立,时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的叶笃义先生任社长,陈于彤先生(董老秘书)任副社长、总编辑,负责出版新中国的法律、引进翻译苏联法学著作,出版干部培训教材。法律出版社由司法部领导管理,是新中国唯一一家以法律为出版内容的专业出版机构。法律出版社是在老一辈革命家亲自倡导下成立的,是新中国法制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专业出版机构,为新中国法律法令的出版传播、法律汇编编纂出版、法律及学术著作翻译引进政法干部培训、法学研究成果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法律出版社的成立,奠定了中国法律出版的基础。 1959年司法部撤销,法律出版社保留社名社号并入人民出版社。 1980年司法部向中央报告,法律出版社恢复独立建制,继续由司法部领导与管理。
  恢复重建后,在司法部党组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法律出版社新老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步伐,在从1980年到2008年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法律出版社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法律出版社近三十年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二、恢复重建、艰苦创业和探索改革的曲折发展阶段(1980年—1996年)
  从1980年到1996年的16年间,法律出版社经历了恢复重建、艰苦创业和探索改革的曲折发展阶段。其间,我们经历了拨乱反正之后国家法制建设的全面恢复加强;经历了法学教育的全面恢复和重建;经历了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经历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国家立法、司法、执法、法制宣传工作的全面发展。 恢复重建时期的工作异常艰苦和困难。队伍全部重新组建,资金十分短缺,社会印刷力量高度紧张。同时,出版社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靠租房、租车、租地开展编辑、出版、发行等业务。其间多次搬家,办公地点从小学教室、游泳池更衣室、工厂、军营,到1990年才第一次搬进了属于自己的办公楼——宣武区登莱胡同17号。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法律出版社仍然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绩。
   (一)出版了一批社会急需的好书。按照司法部党组的要求,为法制宣传、法学教育和政法干部培训服务,快出书、出好书,紧密结合国家法制建设的总体布局,出版了一大批社会急需的法律图书,总数达到2000多种。从法律单行文本,到中国第一批高等院校法学统编教材,从“一五普法”读本到“三五普法”读本,从“七五”、“九五”规划教材,到律师考试辅导教材,形成了法律法规、法学教材、法学专著、普法读本、法律知识读物、法律连环画、法律宣传画、国外法学译著等众多品种系列,奠定了“全方位、多品种”的出版格局。其中《工人普法读本》、《农民普法读本》单品种发行超一千万册,创造了有史以来我国法律图书销量之最。经过多年努力,还推出了新型法律图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活页)》。该图书是新中国第一部活页式法律汇编,从编排体例,内容追加方式都作了创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雷洁琼出席了活页的首发式,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反响,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关注。该活页在香港地区就销售了几百套。在此期间,一批图书获得了国家大奖,如《条约法概论》、《民法债权》获得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贿赂犯罪研究》获得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中国民法》获得1992年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优秀教材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获得第六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优胜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法律法规常用手册》(经济卷)获得第八批全国优秀畅销书奖(法律类)。还有众多图书获得省部级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畅销书奖、印装质量奖、美术设计奖等。另外,我社主办的《法律与生活》杂志,成为当时我国重要的普法和法制新闻类刊物,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最高时期月发行量达到120多万份。我社上述图书期刊的出版,为国家普法宣传、重建法制作出了贡献,为恢复法学教育、培养法律人才作出了贡献。现在活跃在我国立法、司法、行政执法领域和法学教学科研领域的大批骨干人才,都是读着我社法律图书成长起来的。法律出版社的品牌和知名度,在这一时期已基本形成。
   (二)注重建设与积累,不断改善物质条件,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出版社复建之初,国家只拨给了80万元开办费和100万元流动资金。1990年以后每年有少量差额补贴,1994年后就全部变为自收自支,自负盈亏,企业化管理。这一时期,在历届领导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勤勉工作、勤俭节约,克服重重困难,靠自己的努力创造财富,实现了年年有创利、国有资产净值年年有增加,没有一年出现过亏损。据统计,1980年至1996年,我社共实现销售收入18134万元,共创税前利润1995万元,上缴国家各种税利970万元,国有资产净值由80万元增至819万元。在此期间,建设了登莱胡同办公楼,买了一批职工宿舍,有了汽车、摄像机等设备,建立了照排室,购置了多台微机,征用了六里桥15亩建设用地,为今天我们盖大楼奠定了基础。同时,职工收入、集体福利也有所增加,工作条件有所改善。 (三)努力探索改革和发展的道路,初步建立了一套出版流程规范和管理规章制度,培养了一支基本队伍。从复建之初,社党委就不断探索改革的新路子。从1989年开始,社制定了加强管理的目标责任制,建立了考核办法。1992年5月,社党委在以往改革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路,召开了全社职工动员大会,并成立了改革调研小组。随后出台了《1992年目标管理责任制实施方案》, 得到司法部批准。之后又制定了《法律版社1994年目标管理责任制方案》和《法律出版社关于劳动合同制和聘任制、行政管理部门机构设置的规定》,使改革不断得到完善。通过改革,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更新了旧传统观念,推进了出版社的发展,并为以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在这16年间,出版社形成了一套符合我社工作特点要求的工作规范和管理制度,使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保证了图书质量和生产管理正常秩序。

三、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深化改革阶段(1997年—2004年)
   1997年至2004年的7年,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不断深化改革的7年;是全社上下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各项工作取得进一步发展的7年。这7年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认真贯彻党的出版工作方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图书生产连年攀升,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在这7年中,在部党组和社党委的领导下,我社紧紧围绕党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在出版工作中严把政治关,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牢记守土有责,多年来坚持做到了多出书,出好书,不出坏书,少出平庸书。7年间出版了4000多种较好的法律图书,在全国法律界赢得了声誉,树立了品牌,连续多年被新闻出版署评为良好出版社。我社已成为我国目前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法律专业图书出版机构。我们实施了全品种、多层次、上规模、出精品战略,在法律法规、法律知识读物、法律工具书、法律实务书、法学学术著作、法学教材教辅读物、普法及法律通俗读物等方面全面安排策划,形成了几十个有影响的系列丛书、套书品牌和大量有影响的单本图书,如1996年开始出版的“法律释义丛书”,由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编写,国家每颁布一部法律,就有一部该法的释义出版,这种一法一释的出版方式,对司法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了解法律原意很帮助,社会反响很好,成为我社品牌产品。此外,2002年10月出版发行,全国人大法工委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活页),李鹏委员长亲自出席了该书的首发仪式,并对改套活页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此期间,我社许多图书获得各种奖项,如《中国法制通史》(10卷本)获得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欧洲合同法》获得2001年度引进版优秀图书入选奖;《合同法》、《刑事诉讼法》、《国际私法》(九五规划教材)获得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公民常用法律手册》获2002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奖(社科类);《学习贯彻 <传染病防治法> 依法防治非典性肺炎基本知识》获得2003年国家图书特别奖;《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释义》、《学生常用法律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2004版)》获2004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图书的重版重印率大幅提高,装帧设计深受法律界作者读者的欢迎。 为拓展海外图书市场,1997年经有关部门批准,我社与香港三联书店合资,在香港成立了三联•法律联合传播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一是通过香港市场把我社图书传播到海外华语区;二是负责销往港澳台地区法律活页的追加服务。在版权贸易方面,这期间我社有《德国民法典》、《英汉法律词典》等七种图书与海外出版机构签订了版权转让协议。同时,引进了一批国外优秀的法学著作和法律读物。 我社主管的《人民调解》(期刊)是一本面向乡村,帮助基层法律工作者学习掌握政策和法律,交流和介绍调解工作经验和其他法律服务的刊物,每年发行近20万册,深受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欢迎。由国家税务局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法规公告》(期刊)连续多年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随着图书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明显增加。在多年来国家未增加投资,人员没有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我社年出版新书从1996年的200多种增加到2004年的700多种,年销售收入从1996年的2100多万元增加到2004年的超亿元;年创利税从1996年的158万元增加到2004年的3200多万元;年上缴国家税收由1996年的119万元增加到2004年的1172万元;国有资产净值由1996年的819万元增加到2004年1.31亿元。应当说,我们做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实现了国有资产的大幅增值,为国家法制建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自身经济实力和职工收入福利也有较大增加。   (二)不断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
  在改革方面,首先,我社按照国家关于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规定,参照现代企业制度精神,用较大力度分阶段进行了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向改革要生产力。改革的核心,一是破除干部身份终身制,引入竞争机制,实行了除社领导成员以外的员工聘任制,双向选择,择优上岗,两年一聘,签订合同,能上能下。二是建立职位说明书,确定每位员工的岗位责任,伴之以经常性和年终的业绩考核,把考核结果作为续聘、解聘、增资、晋级、奖惩等的依据,使人人有责任,层层有压力。三是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效益津贴、业绩奖励制度,个人收入和奖金与岗位责任大小挂钩,与个人工作业绩挂钩,全社员工收入水平与全社经营成果挂钩。四是用民主的办法保证用人分配工作的公开、公正,专门成立了由中层以上干部和工会代表组成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力资源委员会。五是适应生产经营发展需要适时进行组织机构调整,合并减少非生产机构。通过不断深化和完善改革,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了责任感,初步在我社形成了一套人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待遇能高能低,机构能立能撤,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管理体制。2002年,我们根据国家关于事业单位的新精神,两次修订了我社已实行5年多的人力资源管理规定,从而使我社的职级设置、薪酬体系更趋向合理,人力资源管理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二,初步完成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内部组织机构变革。2002年,经过上下反复讨论修改,于年初开始实施我社历史上第一个五年发展战略。为适应五年发展战略和做大做强的需要,按照核定的目标、授权经营、分级管理、资源共享、工效挂钩的原则,对社内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按法律图书市场不同领域,成立了8个自负盈亏、直接对市场结果负责、具有相对独立经营权的出版分社。同时以改革的精神,探索股份制经营模式和股权激励机制,2002年将发行部改造为股份制公司,成立了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图书公司由出版社控股,骨干员工持股,按市场的方式运行,全品种销售社版图书,同时还销售其他出版社出版的法律类图书,扩大了图书公司的经营范围和规模,使公司的实力不断做大做强。同年,我社还撤销了后勤行政管理部门,撤销了设计制作部,成立了股份合作制公司——北京平准天地文化发展中心。中心由出版社和全社员工持股,按市场方式和市场价格,承揽出版社物业管理,后勤服务,图书封面、版式设计,图书印制等业务,尝试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上述股份制探索,在新的产权制度下建立了新的法人治理结构,提前完成了部分员工由事业身份向企业身份的转换,领先出版界同行一步,在全国出版圈中享有一定的声誉。2004年我社拓展业务领域,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介入司法考试培训市场,成立了中天培训学校,取得了一定成绩,在竞争激烈的司法考试培训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强化管理,从严治社,向管理要效益方面,我社加大了建章立制力度,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如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选题报批制度,图书质量管理制度,职工奖励制度,事故责任处理制度,职工考勤制度,纸张材料及印制工价最高限价制度,招待费和业务活动费开支制度,差旅费开支制度,办公行为守则以及有关财务、成本、储运制度等。通过严格执行制度,照章办事,强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费用支出,降低了图书成本,堵塞了资金漏洞,强化了劳动纪律,严谨严肃的工作作风正在逐步形成,管理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我社职工收入逐年提高,福利和办公条件不断改善。社党委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适当改善了职工住房、医疗、交通、社会保险等福利条件。按国家政策及司法部批准的方案,支出600多万元发给在职及离退休无房、未达标职工房屋补贴款;按国家规定为职工办理了房改;为方便职工看病,放宽就医范围;为全社职工缴纳了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并正在积极办理其他社会保障范围的基本保险;为因结构性调整离开工作岗位的同志提供了优惠政策。

四、调整、巩固、提高,在发展中解决企业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2005年—2008年)
   随着出版社的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出版社在运行机制及内部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逐步显现出来。为此,从2005年起,出版社开始进行各方面的调整与完善工作。主要是:(一)在产品的规划和策划工作中,改进论证方法,严格程序,加强产品规划,加强对图书出版价值的判断,加强对投资效益的测算和论证,加大对系列出版物的调整。同时调整产品结构,控制缺乏必要论证的图书出版。对库存资产进行清理和评估,减少库存风险。(二)继续巩固司法考试、教材等图书的优势领域,加强对大众、法规、应用读物等弱势领域的规划,加大投入,争取在市场占有率及产品竞争率方面有所突破,坚持学术类、译著类图书的高品质精品战略。(三)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考核办法,强化考核在整个生产经营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以考核提升管理,出台了《法律出版社出版项目管理办法》、《分社、策划编辑职位及考核规范》、《文稿编辑职位及考核规范》等制度。(四)推行精细化管理,加强生产环节的重点部位控制,推行成本控制和节能降耗活动。(五)调整社属企业的经营和服务方式,对社属企业实行更加市场化和扩大对外经营的方针,改变了与两个公司的结算方式,强化了两个公司的专业管理职能,从服务型提升为管理和保障型。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调整,我们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2006—2007年,法律社优势地位得以巩固和提高,在法律图书市场的综合占有率排名第一,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若干个弱势出版领域的市场份额及产品竞争力明显提高。我们的销售收入、净利润等各项生产经营指标均较之以前有大幅度的增长。在经济效益增长的同时,我们的品牌效益和社会影响也不断提高。在2008年《中国图书商报》组织的出版社影响力评选中,我社被列入专业出版最有影响的30家出版社之一;在全国出版协会和发行协会组织的社店互评中,在全国560家出版社中,评出20家“诚信经营、优质服务”单位,我社跻身第16名。2007年,在新闻出版总署组织全国图书出版单位进行“三个一百”原创图书评选中,我社出版的王利明教授的著作《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何勤华教授的著作《中国法学史》(三卷)两种图书终评入选。在2007年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活动中,全国共有近450家出版社报送了参评图书,共有1214种图书参评,在120个图书提名奖中,我社《法的价值论》和《英汉法律用语大辞典》两种图书荣获提名奖,其中,《英汉法律用语大辞典》是获奖辞书中唯一的法律工具书。此外,《律师职业基本技能》、《侵权法重述》获中国版协国际出版促进会引进版社科类优秀图书奖;《寻找法律的印迹》、《让我们的孩子远离毒品》获得2006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之一,这两种图书同时还入选2006年知识工程推荐书目;《穷律师富律师》、《刑法一本通》、《物权法要点解答》、《物权法释义》、《医疗卫生人员法律必读》等获中国书刊发行协会优秀畅销书奖;《中国法学史》获首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准物权研究》、《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第2版)》获首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看不见的法律》、《数字时代,盗版无罪?》获2007年度引进版社科类优秀图书奖。2008年我社出版的《中国农民工维权解读》被新闻出版总署选为百种农村书屋常备书目,《合同法》、《法理学》等9种教材入选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取得较好社会效益。在维护西藏稳定、抗震救灾等项工作中我们积极配合司法部及时出版了《维护社会稳定法律知识问答》(藏文版)、《抗震救灾法律政策指引》、《抗震救灾法律知识手册》、《历史将永远铭记——全国司法行政系统抗震救灾英雄谱》等一系列图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其中《抗震救灾法律政策指引》获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抗震救灾特别奖。
   我社还谨慎尝试介入包括多媒体、电子等新的产品类型,以扩大法律出版的领域,提高法律出版的经济总量。2006年我社与香港中华法律网合资创办了法律网站——法迅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现已全面启动网站的建设业务,拟将法迅公司打造成法律类的权威门户网站,逐渐发展成为我社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7年月12月,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在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出版社网站建设工作交流会上,发布了最受关注的《全国出版社网站排名》,我社门户网站在全国400家出版社网站中排名第10,这是顺应数字时代,为推动法律出版产业数字化建设搭建的又一良好平台。   2009年8月我社在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全国首次经营性出版社等级评估中,被评为社科类一级出版单位,并授予“全国百家图书出版单位”的荣誉称号,这无疑是对我社当下出版综合实力的全面肯定。
  当今我们正处于出版社转制的时代浪潮中,我们坚信在司法部党组和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既定目标,抓住改革机遇,迎接全新挑战,把法律出版社做大和做强,将法律出版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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